《博彩的历史》第五章博彩——封建官僚政治腐败的催化剂
博彩和政治本来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但是赌博平台，在中国封建社会，博彩却与政治有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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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和政治本来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博彩却与政治有不解之缘。
博彩与封建官僚政治发生最直接的关系是封建政治舞台主角——封建帝王和各级官僚参与和嗜好博彩。
帝王博彩代有其人，史载不绝。
最早的是商帝武乙，接着是周天子穆王与井公六博，“三日而决” (《穆天子传》)。
商周以下，几乎每朝都有几个风流帝王，留下好赌“佳话”。
汉景帝、南朝宋武帝、武则天、唐玄宗、宋徽宗等等，都是其中佼佼者。
官僚士大夫参赌者中不乏位高权重的王侯将相，如秦朝长信侯、东晋宰相谢安、唐宋权相杨国忠、贾似道、宋朝名将寇准，至于一般太守、县令介入博彩且嗜之如命者更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
帝王与官僚参赌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已不是纯粹的业余爱好和个人行为，往往与权力发生关系而对政治施加影响，成为封建政治腐败的催化剂。
首先，博彩为帝王官僚之间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极好的媒介，不少人借机逢迎拍马，博取宠爱，谋得官职。
羊元保与晋太祖赌围棋，结果赢了一个宣城太守的官职。
唐朝权相杨国忠深得唐玄宗宠幸，固然有杨贵妃的关系，但他会算赌账，“专主蒲簿，计算勾划，分诛不误” (《新唐书》卷206《外戚传》。
)无疑加重了玄宗对他的好感和信任程度。
博彩在官僚任用过程中所起的这种作用，无疑破坏了传统封建政治的正常程序，使它向腐败和无序化方向堕滑。
史籍记载表明，凡是依靠非正常渠道取得官阶和职务的官僚，在政治上不是腐败就是无能，不可能克尽职守，有功于社会和造福于黎民百姓。
博彩介入政治使之无序化，有的竟拿政治作赌注。
较为典型的是宋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在与宋神宗打球博彩时，竟提出以废除新法作为赌注，赌局赢了，不求钱物，只要求皇上废除青苗法和市易法。
而更为极端者是用博彩来决定政事和选任官吏。
博彩对封建官僚政治发生影响，不仅表现在官吏任用等局部政治环节之中，而且往往引发全局性政治危机，甚至朝代更迭。
在古代，因博彩而引发宫廷人事变动、帝王废立之事时有发生。
史载，武则天为了自己做皇帝，将亲生儿子、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欲立侄子武三思为其继承人。
朝中大臣虽屡次上疏劝谏均无效果。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大臣狄仁杰劝谏成功，使武则天复立李显为太子。
这个机缘便是“双陆”赌博平台。
原来，武则天嗜好双陆博戏。
一次，“天后梦双陆而不胜，召狄梁公说之，梁公对曰：‘宫中无子之象是也。
” (李肇《国史补》)“宫中无子”一语双关，使武则天幡然醒悟，终于一改初衷。
这种借博戏而平稳达到权力移交的事例在古代毕竟不多，更为惊心动魄的往往是因博彩而引发剧烈的权力争夺，使社会动荡不安。
秦朝长信侯遭到杀身之祸，就是因为赌场得意忘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嬴政的老子而触怒秦始皇所致。
而汉景帝时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其起因也与博彩有关。
原来景帝在太子时喜好六博，曾因与吴王刘濞的太子博彩时争执，险些酿成命案。
后来刘濞发动叛乱，就可能隐含着报这早年赌仇之目的。
唐朝代隋，其间也有博彩的一份功劳。
李世民以博彩作媒介，贿赂隋晋阳宫副监裴寂，结果策反成功，裴寂也因此成为大唐的开国功臣。
由此看来，宫廷争斗，权柄位移，王侯叛乱，刀光血影，赌场上的呼卢喝雉与官场上之变幻风云交相呼应，构成了一幅中国封建政治腐朽堕落的百丑图。
博彩与政治发生联系，还因为它是政治的晴雨表。
纵览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凡是统治者励精图治，政治清明，博彩活动就大为收敛；而一旦君主昏聩，朝纲紊乱，吏治腐败，博彩活动即泛滥成灾。
其中尤为明显的是，官吏参赌现象严重与否，直接受到整体和局部政治环境的影响制约。
汉初，统治者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各级官吏严加管束，一些地方官员参赌便受到革职处罚。
两晋南北朝官吏嗜赌成风，显然与当时朝政频繁更迭，各级统治者腐化堕落有关。
明初与清初，统治者整肃朝纲，对贪赃枉法的官吏严惩不贷，禁赌是重要内容，各级官吏慑于君威，不敢涉足博彩。
而两朝后期君权旁落，朝政衰微，对官员的控制减弱，博彩便乘势而起，衍成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两个赌潮泛滥高峰期。
不仅如此，由于官僚与帝王的特殊身份和行为的示范效应，官僚帝王嗜赌的直接后果是引发全社会的博彩狂潮。
魏晋南北朝不少帝王将相嗜好樗蒲，民间此风甚炽。
唐朝玄宗、僖宗好斗鸡，一时间“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其值。
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乃至民间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的民谣流传。
明宣宗好斗蟋蟀，广征上好蟋蟀于市井之间。
南明奸相马士英“为人极似南宋贾似道，其声色货利，以至好蓄蟋蟀，无一不同。
时局严重，清兵临江，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 ) 。
上行下效，一时捉蟋蟀、养蟋蟀、斗蟋蟀成风。
赌风弥漫与政治腐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末的士大夫和一般官吏沉迷于马吊，使政事荒疏，士风日下，时人认为明朝之亡，亡于马吊，虽不免危言耸听，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博彩与腐败的政治是一对孪生兄弟，博彩不仅钻了政治衰朽而无力整治社会弊病的空子，并且更往往借权力的余威获得了畸型繁荣，而政治则因博彩侵蚀更趋腐败没落。
与古代封建官僚政治相比，近代官僚政治既有本质上承袭和相同的一面，同时由于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过渡性，二是无序性。
过渡性主要是指传统官僚政治体制（封建）向现代官僚政治（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换。
帝国的覆灭将传统封建政治体制一同带进了坟墓，民国的建立至少在形式上建立起了具有现代雏型的政治制度。
但是，死亡了的只是躯壳，新生的未必有魂灵。
传统封建政治的诸多腐朽没落余孽在民国官场还有过多的残余。
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古旧的专制官僚政治建筑上的冠饰虽然被拆落，那建筑却还腐朽而毫无生气的残存着。
”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因此，新的官僚制度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半封建半资本主义过渡性官僚体制，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
过渡性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新的政治伦理来不及建立，而旧的政治伦理的合理部分又被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所吞噬。
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很少为新旧官僚们所遵循。
道德信仰危机导致各级官僚空虚无聊，无所适从，整个官场贿赂公行，污秽不堪。
晚清是这样，民国亦复如此。
清朝的腐败贪污“从西太后起一直到最下级的小官吏，能免了的很少。
西太后除了移用国家正当的军政费，供自己个人的享乐外，又率领宫廷内的妃嫔及阉宦小人，相率出卖官爵。
于是上行下效，凡供职于政府机关的人员，也相率以苞直贿赂图谋个人位置的维持并升迁。
北洋海陆军的重要将领，及主管人员，多屈身于李莲英的门下称门生；苞直贿赂品的来源，不外克扣军饷，侵吞公款，于是弄得军事上的设备窳劣不堪。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史》上册)民国时期的新官僚由于所处环境不同，加之传统伦常观念更趋淡薄，因此其腐败程度更较前清为甚：“旧官僚政治下的人物，因为常夸境内为天下，眼界不很大，同时也许消费欲望还不很强，虽然依着中国官、商、地主、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原则，有时不免‘喻于利，究还有些人保有优良传统的一面，而很执著地‘喻于义；反之，在新官僚政治下的人物，早就习于资本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与买办之流周旋久了，觉得货币真个万能，利得就是一切。
结果，旧官僚还偷偷摸摸不肯公然从事牟利活动，新官僚却满不在乎地当作时髦来大展宏图了。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无序性一方面是过渡性带来的必然后果，在传统政治体制向近代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由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改革与革命无论在理论还是具体操作程序上都缺乏必要的准备，因此许多制度建设都是临阵磨刀，临时抱佛脚，从而导致从官僚体制到官僚行为、心态上混乱无序状态，如科举制度废止之后，新的选官制度缺少完善的程序和制约机制，以至任人唯亲，随意任免甚至卖官鬻爵等不良风气弥漫政坛，充斥官场。
无序性的另一方面与整个近代政局动荡不安更有密切关系，清末慈禧擅权，光绪被囚，宣统登基，主少国疑，政局一直不稳，大臣僚属世纪末情绪甚重。
民初军阀混战，北洋政府走马灯式地更换总统、总理。
当政者本身即无视宪法、法律及为政常规，更何况对各级官吏加以管理和控制。
因之民初政坛混乱不堪，丑闻迭出，贿选、兵变等非正常政治行为时有发生。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盘剥人民巧立名目，敲骨吸髓，有恃无恐。
国民政府成立后，忙于内战和争权夺利，表面虽然维持所谓“一统”局面，实则内乱不断，官员腐败较北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